中國是茶葉的故鄉，茶文化的發源地。
茶葉之所以能夠從中國走向世界，成為與咖啡、可可相並列的最受歡迎的三大無酒精飲料，茶文化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化的符號象征，離不開長江的滋養。
長江與茶葉相伴相隨，茶文化是長江文明中璀璨的『綠色明珠』，長江和茶文化豐富了世界文明樣態。
時至今日，長江流域的茶文化仍有蓬勃生命力。
一、南方嘉木：長江流域的茶葉經濟地理
茶是山茶科山茶屬植物，其生長需要一定的自然條件。
一般認為，經濟栽培茶樹的地理環境不能過於寒冷，年平均氣溫要在13℃以上；雨水應充足，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土質以酸性土壤為宜，唐代陸羽《茶經》認為以爛石《風化土壤》、櫟壤《砂粒多、粘性小，有機質和礦物質豐富，透水和透氣性好的土壤》為上，黃土最下；空氣要濕潤，相對濕度80%-90%最適宜；風速不能過大，光照不能太強烈，以較多的漫射光為宜，即《茶經》所言『陽崖陰林』；海拔要適中，宜多山、多雲霧。
在中國版圖之上，同時具備這些氣候條件的地區，非長江流域莫屬。
長江流域以北緯30度為橫貫中軸，大部分地區屬副熱帶季風區，熱量資源豐富，四季較為分明，春季萬物萌發，最適宜采茶，夏秋也可采，這就確保了采摘周期和產量。
地勢以山地、盆地、峽川、平原為主，交錯起伏，小氣候較多；有蒙頂山、巫山、巴山、峨眉山、大別山、霍山、天柱山、天目山等名山，這些山區既適合茶葉生產，又在儒釋道各家中享受特殊地位，實現山、茶、人的精神文化融合。
長江流域的另一特點是面積大，幹支流遍及19個省市區，橫跨東中西三大板塊，占中國國土面積的18.8%，容易形成茶葉經濟帶，產生聚集效應。
多雲霧的產茶山區《宋時磊攝於湖北恩施市》
長江最裨益茶葉的是水。
首先是降水，長江流域雨量充足、豐沛，這給茶葉生長提供了足夠的水源，確保了茶葉濕潤的生長環境。
其次是水運，長江有岷江、赤水、沱江、嘉陵江、烏江、清江、漢江、湘江、沅江、贛江等眾多支流，流域面積超過1萬平方公裡的支流有49條，豐富的支流和水系給航運帶來了便利，茶葉從茶山取水路以經濟便利的方式運輸到幹流上的重慶、宜昌、武漢、九江、上海等大商埠交易。
早在唐代人們就借助長江水系運茶，張途《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言：『或乘負，或肩荷，或小轍，而陸也如此。
縱有多市，必將大川，必先以輕舟寡載，就其巨蝗』水運促進了商品和商人的群體流動，降低了交通運輸成本。
三是水質，『水為茶之母』，長江給茶葉品飲提供了優質用水，唐代張又新《煎茶水記》出籠了兩個天下之水的『排行榜』《一為劉伯芻版、一為陸羽版》，陸羽所列舉的20種水，分佈在長江流域的有15種。
借助長江，茶葉實現了物種的擴散和文化的傳播，上演了一部『東遊記』。
茶樹原產於中國西南，但因地處邊陲，交通和人員往來有限，不為外界所知。
自秦惠王兼並巴蜀後，這一帶的飲茶習俗開始向外傳播，顧炎武在《日知錄》雲：『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茶葉有兩種傳播方式。
一是自然擴散，即通過雨水沖刷、河流漂流、鳥獸攜帶等，茶樹種子可以從原產地雲南傳播到很遠地方。
二是人為傳播，即茶樹或茶籽通過人口的遷移被帶到了新的生長地。
這兩種擴散方式，有不同的路線，其中較為主要的是從雲南經四川、重慶、湖北、安徽到江蘇、浙江，或者是從雲南經貴州、湖南、江西、福建到臺灣。
兩條傳播路線都不同程度地借助長江水系的力量傳播，從西向東傳播。
茶葉的栽培和種植經歷了從野生到人工的馴化過程，最早開始這項工作的或許是西南一帶的邊民，但做出最大貢獻的是唐代在長江流域勞動的人民。
晉代詩人杜育《荈賦》描繪，茶葉成片野生於山崗和山谷之中，『靈山唯嶽，奇產所鐘，厥生荈草，彌谷被崗』。
《太平禦覽》引《續搜神記》，稱晉時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王浮《神異記》也有『山中有大茗』的記載。
可見，晉代長江中下遊地區野生茶樹比較常見，甚至不乏大茶樹。
即便到唐代，陸羽還指出在巴山峽川之中，有兩人合抱的大茶樹。
到中唐時期，在人們的觀念中，野生茶品質最高，茶園種植的茶要次之，這反映出一個問題：唐代人工茶園數量在增加，產量在提升，故野生茶物以稀為貴。
根據文獻資料判斷，中晚唐時期唐代出現了眾多茶園，類型包括官辦茶園、寺廟茶園、私人茶園、小農茶園等，茶樹也從數十尺的高大喬木被培育成一尺兩尺的低矮灌木。
這說明人類對茶葉的認識和馴化能力有了實質性提升，也反映出唐代茶葉消費不斷擴大的社會現實，采摘野生茶的原始生產方式已經不能滿足人們對於新型飲品日益擴大的需求。
據萬美辰等統計，唐代長江上遊地區共66個州，其中有25個州及南詔地區產茶，共計60種茶；唐代長江中遊地區共43個州，其中有27個州產茶，共計42種茶；唐代長江下遊地區共28個州，其中有20個州產茶，共計47種茶。
這大致可反映出茶葉沿著長江自上遊向下遊、自西向東的傳播軌跡。
茶是『南方之嘉木』，是長江流域這片鐘靈毓秀土地所奉獻的綠色飲品。
二、綠色黃金：技術、器具和貿易
長江流域的勞動人民以茶為業，開山辟園，種茶、制茶、運茶、販茶、飲茶，從生產到消費創造了豐富的物質財富，衍生出了一套技術手段和管理制度。
茶葉本是一片普通的樹葉，是中國人發現了其對人類身心健康的莫大價值，走上加工利用之路。
從樹葉到茶，需要一定的技術和工藝。
魏晉南北朝時期，茶葉的加工方式比較原始，主要是制成茶餅或者混煮羹飲，並未有一套成熟的加工技術。
這種方法處理的茶葉有著濃重的青草味，茶本身的香味並沒有得到挖掘。
唐代，長江流域的茶農創造出鍋釜蒸汽殺青、拍壓成餅的工藝，陸羽將其總結為『七經目』——采、蒸、搗、拍、焙、穿、藏。
宋代延續了唐代的蒸青工藝並有所發展：北宋時期變餅為片，皇室崇尚蒸青片茶；南宋時期變片為散，開始流行蒸青散茶。
明初罷造團茶，化繁為簡，人民群眾更註重追求茶葉的自然本真之味，元代初步興起的炒青綠茶變得盛行。
殺青工藝的出現標志著人們已經掌握了控制發酵程度的奧秘，從蒸汽或鍋炒方式的轉變意味著殺青工藝的提升：進一步降低青草氣，激發和提升了茶葉內在香氣。
明代後期，在綠茶殺青的基礎上，安徽霍山的茶農發現增加悶黃工藝可出現『黃葉黃湯』的品質，創制出了黃茶 《許次紓《茶疏》》。
16世紀末期，又出現渥堆的後發酵工藝，創制出黑茶；人們又發現茶葉不殺青，先萎凋發酵，再後期處理還可以創制出不同的茶葉類型，於是在16世紀末期出現了黑茶，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出現了紅茶，18世紀末到19世紀上半葉出現了白茶和烏龍茶。
新的茶類的紛紛創制，既說明長江流域勞動人民茶葉加工技術在不斷進步，同時也不斷豐富和滿足著人民群眾對豐富口感的需求。
加工茶葉需要一定的工具。
蒸青工藝的七個環節，會用到采茶、蒸茶、搗茶、成型、焙茶、穿茶、藏茶等19種工具。
宋代有所簡化，常見的有甑、榨、佈帛、竹皮、柯、盆、磨、棬模、笪等9種制茶工具。
這些制茶工具多從長江流域盛產的竹、木等中取材。
除了生產工具，茶葉的消費過程中還要用到『器』，即品飲茶葉的茶器《宋代後茶具和茶器已不嚴格區分》。
唐代盛行煎茶飲法，在取水、炙茶、碾茶、羅茶、取火、烹煮等環節，要用到陸羽記錄的『二十四器』。
宋代盛行點茶之法，審安老人在《茶具圖贊》中用白描手法繪出十二件茶器圖形，稱之為『十二先生』。
明清以後，壺泡法流行，白瓷茶甌、紫砂壺使用廣泛。
盡管品飲茶葉的器具互有出入，但都要用到茶碗、茶壺、茶則、茶夾、茶巾等，這些器物同樣多用長江流域的陶土、礦泥、竹木、絲織品等制成。
《茶具圖贊》中的『茶具十二先生』
隨著飲茶風氣的不斷普及和擴散，茶葉消費『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到了『窮日盡夜，殆成風俗』 《封演《封氏聞見記》》的程度。
茶葉的核心產區位於長江流域，而消費地遍及全國甚至海外，茶葉生產和消費地域的不匹配性帶動了茶葉貿易的崛起。
茶葉比較輕便、貨值高，便於長途運輸，於是大宗貿易快速發展。
早在漢代，茶葉就被攜至西藏阿裡地區，唐代向邊疆塞外販賣茶葉的茶馬貿易得到發展；宋代和明代茶葉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大量外銷；清代萬裡茶道興起，茶葉向俄羅斯等地售賣。
借助這些貿易網絡，長江流域的茶葉源源不斷地運往全國及世界各地。
以稻米為食，以茶葉、桑蠶等換取日用物資，是長江流域百姓安身立命的手段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
風俗所及，明清時期珠江流域也以這種生活為風尚，士大夫階層則往往在山中構築精舍講學，茶葉收入是他們重要的經濟來源，『中有稻田茶丘十餘畝，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於茶』 《屈大均《廣東新語》》。
茶葉貿易利潤豐厚，早在敦煌文獻《茶酒論》中就描述長江下遊的江浙一帶，茶商靠茶葉流通成為巨賈，『舒城太湖，買婢買奴。
越郡餘杭，金帛為囊』。
茶葉是長江流域業者發家致富的『綠色黃金』。
產業和貿易的發展，又促進了政府推出茶葉行政管理及課稅政策。
唐朝政府創制了貢茶、茶稅、榷茶等茶政制度。
宋代茶政制度進一步完善和強化，出現了交引法、折中法、貼射法、現錢法等，在邊疆設立了榷場貿易，設置了買馬司等機構。
長江流域出產的茶葉在換取戰馬、鞏固邊疆、促進民族融合等方面長期承擔著獨特的歷史使命。
三、以茶為媒：族群、生活與藝術
人類學者肖坤冰曾以閩北山區的茶葉產業為例，研究了清朝到新中國成立前『茶葉流動』下的物質、空間與歷史敘事。
以大歷史、長時段的視野觀察，這種『流動』的故事不僅僅發生在閩北，整個長江流域皆以茶為媒介，促進了族群、生活和文化藝術的發展和變遷。
隋唐時期，長江流域得到充分開發，南方和北方發展呈現均衡之勢。
安史之亂後，北方藩鎮割據、殺伐不斷，大量人口被迫南遷，中國經濟重心日益南移，形成了早期的『長江經濟帶』，出現了『賦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盛況。
隨著民族的融合和時代的發展，目前長江流域共同生活著漢族、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50多個民族，人口和生產總值雙雙超過全國的40%。
在傳統的社會生產方式之下，這些人群多聚族而居，茶葉是他們的重要產業。
茶葉與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日益結合，孕育出豐富多彩的茶文化生活。
以茶為飲、為食，茶在長江流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唐代的煎茶茶藝、宋代的點茶茶藝、明清以來的泡茶茶藝等，在長江流域孕育和誕生，並向全國傳佈。
除了主流的品飲方式外，長江流域還有富有地域特色的飲茶文化，杭嘉湖一帶有青豆茶、元寶茶等；西南有侗族、瑤族有打油茶，白族有三道茶，藏族有酥油茶等；華中有湖南擂茶，土家族的油茶湯等。
以茶為會，舉辦茶宴和茶事雅集活動，長江流域的人文往來頻繁。
唐代可稽考的茶會有劉長卿惠福寺茶會、武元衡資聖寺晚春茶會、錢起長孫宅茶會、李群玉等人的私人茶會。
特別是浙江湖州多次舉辦茶會，主要參與成員有顏真卿、皎然、陸羽等。
明清以後茶館興起，普通百姓有了日常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間，可在其中從事下棋、聽書、看戲等休閑活動。
特別是在長江上遊的四川，茶館文化蔚為大觀，這在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 1900-1950》書中有細致入微地呈現。
以茶為禮，人們寄茶、謝茶、贈茶、品茶等，都要賦詩，出現了眾多膾炙人口的詩篇，如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的《蕭員外寄蜀新茶》《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元稹的《一至七字茶》，盧仝的《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皎然《飲茶歌誚崔石使君》。
皇帝還會將從顧渚貢茶院得來的新茶，分賜群臣，以示恩寵；臣子上表申謝，謝茶表名篇紛出，較有代表性的是武元衡《謝賜新火及新茶表》。
以茶為俗，茶葉在長江流域的歲時節令、誕生禮儀、喬遷新居、婚喪嫁娶、宗教禮儀等生產和生活中，被賦予了多重功用。
男女以借茶為由邂逅、以茶排遣憂思、以茶代酒憑吊逝者、以茶求子、以茶禮求婚，聚會飲茶並以茶事笑話取樂，僧人以茶待客、以茶筵作為宗教儀式還願等。
以茶為娛，長江流域的茶農將茶與舞蹈、歌曲等結合，創造了勞動號子、采茶歌、采茶戲等娛樂形式。
安徽皖西地區有《采茶》《鋤茶歌》，黃山地區有《請茶歌》；浙江有建德有《順采茶》《倒采茶》燈調曲目；湖北鄂西山區有勞動茶歌、抒情茶歌、儀式茶歌等；湖南辰溪茶山號子；茶歌在江西民歌中占有很大比重，並發展成了風格多樣的采茶戲，演員多手執茶籃燈、扇子等道具，載歌載舞，勞動和歡愉盡在其中。
以茶為藝，茶是文學、書法、繪畫、陶瓷等藝術形式熱衷表現的對象。
除詩詞曲賦外，小說、散文等也經常描繪茶葉，如《三國志通俗演義》《紅樓夢》《老殘遊記》等。
當代作家王旭烽著有『茶人三部曲』，以家族敘事的方式勾勒了以杭州為中心的長江流域茶文化在近現代社會轉型和發展的生動圖景，並摘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桂冠。
書法方面，唐代書僧懷素的《苦筍帖》、北宋名臣蔡襄的《十詠詩帖》等皆是茶與書法結合的名篇；茶畫更是名品、名家頻出，唐代的《宮樂圖》、宋徽宗的《文會圖》、明代唐寅《事茗圖》等，都被視為珍品。
茶與陶瓷藝術結合的典范是茶具，景德鎮、宜興等地出產了眾多融實用與藝術為一體的茶碗、茶壺等，至今不衰。
以茶為媒，長江流域的茶葉和茶文化連接了個體與族群、物質和精神，是長江文明皇冠上的『綠色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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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宋時磊，武漢大學茶文化研究中心、漢語寫作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一帶一路’視野下西南茶馬古道文獻資料整理與遺產保護』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