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特定區域和民族的人們會根據他們對世界的認識逐漸凝聚成認知和習慣，並形成特殊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是一種特定文化主體固定了的思維習性的基本狀態，包括思維結構、價值取向、認知屬性、審美情趣等，它是文化中最深層次的一部分，也是最為穩定的一部分，一旦形成，人們就會在這種穩定狀態下，以慣用思維模式進行思維並行為。
思維方式體現在民族文化的所有領域，比如: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尤其體現在哲學、語言、美學、文學、藝術、醫學、宗教以及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外交、生產和日常生活實踐之中。
思維文化的差異是造成文化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要深入研究具體的文化現象，就需要深入研究文化現象背後起作用的思維方式。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利用和飲用茶的國家。
茶發源於神農氏，興起於唐朝，繁盛於宋代，發展傳播於明清，迄今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
茶與其所根植的中國文化所衍生出來的茶文化，滲透於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與之相對，西方人最受歡迎的飲品是咖啡。
咖啡源於非洲，發展於阿拉伯和埃及，風靡於歐洲和北美。
伴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作為飲品的茶與咖啡似乎已經不再受限於地域及其傳統文化，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所共享，但很少有人深究這兩者所烙有的各自區域、民族思維方式的特征。
本文將以茶文化與咖啡文化為例，來探究兩者背後所隱藏的中西思維方式差異。
一、茶和咖啡文化的起源與發展
茶樹原產於中國西南地區，茶的英文學名最早見於瑞典植物學家林奈的《植物種志》，他在書中把茶的學名定為『TheaSinensis』。
『Sinensis』是拉丁文『中國』的意思。
中國的『茶』字最早見於唐朝的《百聲大師碑》和《懷暉碑》中，由茶聖陸羽在《茶經》中將『茶』字固化並由此傳播至今。
歷史上真正意義的飲茶起於何時難以確認，根據《中國風俗史》中所記載的『周初至周之中葉，飲物有酒、醴、漿、湆，此外猶有種種飲料，而茶其著』這表明，在殷周時期，茶才從藥用轉變為日常飲品。
秦朝統一中國後，茶葉便沿長江而下傳遍了半個中國，而茶葉作為商品形式向海外傳播最早始於4世紀末5世紀初。
佛教由中國傳入高麗國時，茶葉也隨之傳入朝鮮半島。
新航路的開辟不但開始了西方人的世界之旅，也意味著他們開始接觸到充滿東方魅力的茶葉。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茶成為了尋常人家的待客之物，飲茶與以茶待客成為約定俗成的事。
這時，飲茶不再僅僅為了解渴和提神醒腦，而是有識之士提倡簡樸『養廉』的首選。
無論是以茶待客，還是用茶來祭祀，都是一種表現精神和情操的手段。
到了唐代，茶文化開始正式形成，飲茶的方式自唐代以來逐漸由藥飲和粗放式煮飲，發展成為細煎慢啜的品飲，進而演進為藝術化、哲理化的茶文化。
總體來說，中國飲茶文化經歷秦漢的啟蒙、六朝的萌芽、唐代的確立、宋代的興盛、明清的簡化和普及等階段。
人們在長期的飲茶過程中，逐漸把飲茶作為一種精神上的享受，隨之產生了各種文化現象和社會功能。
茶的藥用、食用，或粗放式的解渴飲用，僅僅隻是利用了茶的自然屬性，滿足了人的生理需要，而茶的品飲才是真正利用了茶所賦有的精神意味。
對茶由『飲』到『品』的轉換，體現了對茶葉認識的質的飛躍，也說明人們開始通過開發並賦予茶葉崇高的精神屬性而發展出越來越豐富的茶文化，滿足了中國古人社會心理上的需要。
古代文人留下的大量詩詞書畫說明了茶與精神享受或價值追求的密切關系，『三分解渴七分品』，茶會、茶宴、茶禮等品飲形式使得品茶活動成為能夠顯示高雅情趣、寄托情感、修養身心的一種生活藝術。
並且，中國傳統的樸素自然的品飲藝術理念，以及蘊藏在民間的各種飲茶習俗，也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意蘊和中國人獨特的思維形式和觀點。
從歷史發展上看，唐代的茶文化既與文人的吟詠歌舞、琴棋書畫相關聯，也與佛教及朝廷的倡導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唐朝廷對佛教的推崇，促成了佛教的興盛，因為僧眾坐禪需要茶的破睡功夫，寺院種茶制茶便逐漸成了風尚。
宋代飲茶、鬥茶之風興起，茶文化的形式也開始豐富起來，茶詩、茶詞、茶論大量出現。
明代倡導以散條茶代替茶餅，以沸水沖泡的淪飲法替代傳統的研末煎飲法。
飲茶法的變更，導致了綠茶、黑茶、白茶、黃茶、烏龍茶以及花茶等茶類的迅速興起與發展。
清代時期，茶葉生產工藝已經十分成熟，茶葉成了出口產品的一個行業，茶文化活動豐富多彩。
從思想根源上看，中國茶文化是在儒道佛思想的塑造下形成的，它盡管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文化，卻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即表現為凝聚了中國傳統價值追求、道德情操、倫理觀念和審美取向的中國茶道。
茶之所以能被選中並由此發展出一種文化現象並被發揚光大，是因為茶之淡泊、清純、自然、樸實的品格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是一致的。
在中國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是靈魂。
『茶』字體現了『人在草木中』，茶生於天地草木之中，而人承天地之精華，與天地萬物合而為一。
『道』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范疇，是萬物之始，也是萬物生成和發展的規律和法則。
在《茶經》中，陸羽極富創意地提出了『精行儉德』的茶道精神:『茶之為用。
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茶道即通過品茗來體悟人生，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情操。
儒家強調中庸、仁愛和諧，以茶悟道，以茶助禪。
茶以載道，茶作為一種介質，為人們接近道、體驗道、悟道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方式。
根據歷史學家的發現，咖啡樹最早生長在埃塞俄比亞的卡發省(Kaffa)。
但阿拉伯人最早把咖啡豆曬幹熬煮後，把汁液當作胃藥來喝，認為可以有助消化。
後來發現咖啡還有提神醒腦的作用，同時由於伊斯蘭教聖經《古蘭經》嚴禁教徒飲酒，因而就用咖啡取代酒精飲料，作為提神的飲料而時常飲用。
十五世紀以後，到聖地麥加朝聖的教徒陸續將咖啡帶回居住地，使咖啡漸漸流傳到埃及、敘利亞、伊朗和土耳其等國。
宗教是促使咖啡在阿拉伯世界廣泛流行，並最終演變為世界性潮流的一個重要因素。
咖啡進入歐陸歸功於土耳其當時的奧斯曼帝國，由於嗜飲咖啡的奧斯曼大軍西征歐陸並在當地駐紮數年之久，在大軍最後撤離時，留下了包括咖啡豆在內的大批補給品，維也納和巴黎的人們得以憑著這些咖啡豆，和由土耳其人那裡得到的烹制經驗，而發展出歐洲的咖啡文化。
雖然咖啡誕生於非洲，但是種植和家庭消費卻離開了非洲本土，而且主要的飲用方式及其相應的文化習俗都是近代才逐漸出現的。
實際上，正是歐洲人讓咖啡重返故地，將其引進他們的殖民地，在那裡，由於有利的土地和氣候條件，咖啡才得以興旺繁榮。
咖啡對於西方人來說，也不僅僅是一種飲品，它隱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歐洲結束了漫長的中世紀，文藝復興所代表的人文主義精神代替了沉悶的神學思想，更多的歐洲上流社會的成員和普通公眾日益接納和親近咖啡，因為追求和享受幸福的人生是人文主義的主旨，在咖啡館裡喝著咖啡討論人性以及有關人的問題成了當時非常流行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1554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首都伊斯坦佈爾出現了第一家咖啡館———卡內斯咖啡屋，因為有不少學識豐富的人光顧咖啡館並在那裡高談闊論，所以咖啡館被稱作『智慧的學院』，現代意義上的咖啡館就此出現，伊斯坦佈爾也被稱之為『咖啡通向歐洲的起點站』。
自1615年威尼斯商人把進口的咖啡豆運回威尼斯開設歐洲第一家咖啡館開始，到17世紀末18世紀初，咖啡館在歐洲特別是西歐各個城市如同雨後春筍般迅速普及。
尤其是20世紀以來，咖啡館成了一種重要的社交休閑場所，人們在這裡談論政治，構思文學作品，閑聊生活瑣事。
一些歐洲著名的咖啡館裡長期聚集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學者和藝術家，他們在那裡構築了全世界哲學家、作家和藝術家心中的聖地和精神家園。
17世紀中後期，倫敦的咖啡館已經成為主要的聚會場所，對於英國人來說，咖啡館是個溝通交流、學習思考甚至進行商貿交易的場所，圓形或橢圓形的咖啡桌四周圍著高談闊論的人們，彼此間的對話平等、隨和、自由，咖啡的消費隻需幾便士，所以咖啡館在當時又有『便士大學』的美稱，暗含了咖啡館自由平等的精神。
18世紀的巴黎咖啡館是政治家、文學家、思想者、詩人和藝術家的聚集地。
盧梭、伏爾泰、羅伯斯庇爾、馬拉都是咖啡館的常客。
19世紀末開始，咖啡館早已不僅僅是喝咖啡的場所，宴會、展覽、婚禮、沙龍、創作、歌舞表演等幾乎一切活動都在咖啡館進行。
哲學家薩特曾在巴黎的花神咖啡館留下凝思，存在主義作家波伏娃也曾在氤氳的咖啡香氣中陶醉。
18世紀中葉開始，北美咖啡館逐漸成為政治家、商人聚會的場所，經常籠罩著濃鬱的政治氛圍，波士頓的咖啡館成為了當時策劃革命的大本營。
不管是歐陸還是北美，最早的咖啡館都是政治思想萌芽和發展的溫室，咖啡史學家威廉·烏克斯在其《All about Coffee》中寫道:『每當一個國家引進咖啡，就會引起革命。
咖啡是人間最激進的飲料，它總能引發人們思考。
而老百姓一思考，就會反抗暴政和專制，對極權統治者構成威脅』美國人目前是世界上最愛喝咖啡的族群，但美國人喝咖啡，沒有任何規則，比歐洲沖調咖啡時更不講究，不強調咖啡的口感，也不甚講究環境和情調，更隨性自由，咖啡對於美國來說更像是為了高效工作的快速強心針。
從美食的角度講，意大利的咖啡文化擅長對咖啡本身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意大利人專註於開拓咖啡的外延，為咖啡加奶沫、加巧克力醬，甚至加各類酒、加奶油等等。
復雜、精細和量化的制作咖啡過程，孕育了意大利獨特的咖啡文化和不勝枚舉的咖啡種類。
Cappuccino、Latté、Mocha、Macchiato等耳熟能詳的花式咖啡名字都來自意大利語，正因為意大利人的想象力和鉆研精神，咖啡才會呈現出今日的多姿多彩。
意大利人對咖啡本身給予了充分的尊重，把咖啡制作提升到了一門手工藝術，他們反對美式的快餐式咖啡，要求盡量保留和發展咖啡本身的香味。
對於意大利人來說，追求美味即是追求個體生命的張揚，是一種輕松、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一種志趣和品味。
時至今日，對於大多數西方人來說，喝不喝咖啡不重要，泡不泡咖啡館卻是一件大事情，咖啡並非是他們去咖啡店的主要目的，而隻是去咖啡館的一個理由。
因為咖啡館可以提供一個與友人自在聊天、放松和個人沉思的場所。
西方的咖啡文化是和咖啡館文化纏繞在一起。
與在西方充當重要角色的咖啡館相比，中國茶館在中國歷史上似乎並沒有發揮過類似的作用，它隻是商業形式的一種，而茶文化更多地與儒釋道人生哲學密切關聯。
二、文化現象的背後: 中西思維方式的分殊
季羨林先生曾說過，東西文化的區別就在於中西 思維模式不同。
不同的文化孕育著不同的思維方式， 而這種穩定的思維方式，又會影響文化的塑成和發 展。
思維方式的差異本質上是文化差異的表現。
從 地理和文化的角度來看，世界可以分為東方和西方兩 大區域，西方古代以希臘和羅馬為代表，近代以北美 和西歐為代表，東方則以中國為代表。
李約瑟曾指 出:『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形式邏輯 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於發展辯證邏輯。
與此相 應，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 人則發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隻有認真地比較和 剖析中西在不同的歷史文化土壤中形成的不同思維 方式，才能真正理解各自具體的文化表現形式，從而 促進兩種文化的深層次理解、對話和交流，相互借鑒， 取長補短。
中西方具有各自思維方式上的特殊性，綜合以往 學者的論述1，可以總結出三點差異。
首先，中國是 一種整體性的思維。
『中國哲學無論是儒還是道，從一開始就是追求一種渾然一體的境界，也就是要掌握一種整體的宇宙觀』天、地、人、萬物在本質上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資相持，莊子把這種萬物的整體性概括為『道通唯一』。
這種整體性思維方式的外化形式就是『天人合一』，追求這種『合一』，從整體上代表著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
整體性思維把天、地、人和自然、社會放在一個關系網中從整體上去考察其中的有機聯系，註重相互的關聯性，傾向於用辯證的方法去認識多樣性的和諧和對立面的統一。
西方則以一種二元性的思維提出了一系列對立的概念: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精神與物質、靈魂與肉體、現象與本質、偶然與必然等，強調分殊和差異。
從西方哲學的發展來看，『對立分析』的邏輯判斷似乎已經成為哲學家們思考問題的基本思維方式，這種邏輯註重從事物的本質來把握現象，並且，人站在自然的對立面，可以客觀地認識自然、控制自然。
其次，東方強調事物之間的關聯性和事物及實踐過程和意義內涵，而西方則更註重追求事物確定的本質及其相關知識。
中國哲學一般把宇宙的起源和發展視為一種運動不息的自然過程，存在一種『本根』，化生出萬物，而這一『本根』與具體事物之間有一種不即不離的關系，這樣一種『本根』就是『道』。
天地萬物是一個渾然有機的整體，而且永遠處於一種『Be-coming』的過程之中。
這種過程性思維承認過程和變化要優於靜止和不變性，並不妄斷存在著一個構成事物一般秩序的最終原因，而且萬事萬物相互聯系，具體的變化和發展正是由事物間的關聯和轉化所促生。
『道可道，非常道』道雖然是萬物的本根，滋養萬物發展的動力，但這玄妙之『道』卻無法用清晰的語言說明。
萬物皆源於道，萬物皆秉持道，因此，中國古人傾向於從具體的物、具體的實踐、以及事物間關聯的基礎上建立對道的覺悟以及對世界的看法。
而西方思維將宇宙理解為具有某種單一秩序的世界，斷言靜止比變化和運動具有更優先的地位，有一個唯一的、不變的、永恒的、終極的動因決定了宇宙的秩序。
因此，西方的哲學總是把存在分為『本體』與『現象』，不斷追問事物的本質。
這種對於本質的追問誘發了科學普遍必然性的論證，催生了西方特有的理性主義精神。
也就是說，本體與現象的劃分使得共相和概念的使用獲得一種理性的支撐，刺激了概念、判斷和推理三段論邏輯形式的成熟，並使之成為一種科學研究的理性精神和思維方式。
最後，中國傳統思維是一種悟性思維，更註重直覺、體驗、領悟，而西方傳統思維是一種理性思維，更註重邏輯性、客觀性、抽象性和分析性。
中國儒家講『格物致知』，強調從外界的經驗中去領悟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聯系，而人心具有領悟事物本質的內在能力，『置心物中』便可『究見其裡』(《朱子語類》卷九十八);道家主張『玄覽』，即『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強調向內省悟，保持內心的清凈和安寧，以把握外界萬物的真諦，所謂『不窺牖，見天道』(《道德經》第四十七章);中國佛教尤其是禪宗的『內悟說』把自我作為『悟』的主客體，『自悟自修』，『以心傳心』(《壇經》)，依靠個體的自我體驗，取消概念性的理性認識，排除一切思慮雜念和語言，『超言絕慮』，達到最高的智慧。
相較於中國古人強調自身的內省、體驗和人格修煉，西方人更關注對外部世界的探析和認識，希望能夠借助邏輯分析，在論證和推演中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從亞裡士多德開創了形式邏輯開始，邏輯性成為了西方思維方式的一大特征。
17世紀，培根發展了邏輯學，創建了歸納法，強調觀察、經驗、事實、實驗和實證。
此後，穆勒等人將歸納法與演繹法相結合，形成了現在通常意義上的形式邏輯;17世紀60年代，萊佈尼茨將數學方法引入邏輯，發展出了數理邏輯;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黑格爾提出了辯證邏輯，而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主義改造了辯證邏輯;隨後更是衍生出更多的邏輯系統，比如概率邏輯語言邏輯等。
邏輯思維強調語言上的嚴謹性，而中國悟性思維卻認為語言是悟道的障礙，應該靠靈感直覺而非邏輯論證來獲取智慧，所以老子說『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道德經》第七十三章);孔子反問『天何言哉？
』;禪宗明確主張棄絕語言，『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皆主張靠直覺體認而非邏輯思辨和語詞概念的明晰以達到『天人合一』、『物我為一』。
上述中西思維方式的不同特征是從總體的、相對的角度而言的，我們不能對其進行簡單、教條、僵化的理解，不能否認各自思維方式特征中存有的例外和兩者存有的相似性。
然而，對思維方式特征進行比較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對具體的文化現象進行更深層的理解和解釋。
比如，茶和咖啡，分別是中西日常生活中的最具代表性的飲品，茶和咖啡的起源、傳播、飲用方式、文化內涵等方面不僅能夠折射出中西文化差異，其背後更體現了深層的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
三、中西思維方式差異在茶文化與咖啡文化上的體現
由於思維方式的區別，人們思考問題的角度、認識事物的結果必然存在著差異，茶文化與咖啡文化的誕生與發展過程正是體現了中西方不同思維方式的印記和思維智慧，體現了判然不同的思維精神。
(一)整體性與二元性思維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講求『天人合一』，人與自然萬物是一個整體，人與自然相協調，天與人，天道與人道綜合地相聯系。
『和，天下之達道也』(《中庸》);『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仁者與天體萬物於一體』(《河南程氏遺書》卷二)。
泯除物我界限，達到個體與他物，乃至整個天地及其蕓蕓眾生的契合無間，『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和其序，鬼神合其兇』(《周易·文言傳》)。
這不僅是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審美的最高理想。
『天人合一』蘊含著整體和諧的思想，任何一個自然組成部分都相互聯系，共為基礎，人在保持對象整體性的前提下體悟其總體精神內蘊。
『茶』字是『人在草木中』，即人在自然之中，事茶飲茶的過程，是放下人生執念與欲望，回歸清靜純真初心，與自然融為一體，進而悟道的過程。
對於人和自然的關系，西方傳統的看法認為人與自然處於對立的狀態。
普羅泰戈拉著名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便是西方天人關系的鮮明寫照。
人與自然的對立導致了『心物二元論』，自古以來西方社會就將自然作為外在於人的東西，人是認識、利用、征服自然的主體，而自然是被認識、征服和利用的對象。
西方認為理性是思維發展的最高階段，在認識事物上采用的是一種理性的追問方式，這種認識以理性思維來把握，並且由思維的物化形態———語言所組成的一套明晰清楚且符合邏輯的概念系統表達出來。
西方的審美或傾向於從對客觀世界精確的描摹中獲得一種認知的、理性的愉悅，這是一種嚴謹的、理性的審美;或傾向於主體能動地將自己的情感、意志等投射在外物上，正如黑格爾對美的定義『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人和自然外物並沒有真正相通，『自然美隻是為其他對象而美，這就是說，為我們，為審美的意識而美』咖啡的品飲相較於茶來說，是一個更為個體化的事件。
興盛於文藝復興時期的咖啡文化所承載的是一種以人的幸福和自由解放為核心的精神，人們更多的關注個體內心深處的體驗和個人精神世界的豐富性。
咖啡並非被要求作為連接人與自然的中介，而是人品味和鑒賞的對象，更重要的是，擁有平等自由氣氛的咖啡館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充分表達自我，進行思想交流的場所。
(二)過程性、關聯性思維與線性、抽象性思維
在《中國人的思維》一書中，格拉耐認為關聯性思維是中國人思維的一個特征。
一些從事比較哲學的西方學者，比如葛瑞漢、安樂哲和郝大維等人，對中國的『關聯性』思維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安樂哲和郝大維認為，中國式思維是一種類比的、關聯性思維，這種思維方式承認變化或過程要優於靜止和不變性。
而西方思維是一種因果性思維，傾向於把宇宙理解為具有某種單一秩序的世界，而這種秩序來自某個確定的永恒的動因。
柏拉圖對於理念世界的設定，亞裡士多德對於以永恒必然世界為對象的沉思生活的推崇，基督教對於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的截然劃分，都體現了西方對於固定不變的永恒世界的追求。
法國漢學家於連指出，『希臘優先看重摹仿關系(特別是感覺與觀念之間的關系)而很少注意物中間的關聯，而在中國則相反;不是挖掘表象性，而是在關聯的基礎上建立對世界的看法』。
西方人的哲學總是追問一物的背後，借助抽象思維或邏輯思維去論證事物的本質，構造一種抽象、普遍的概念或原理，而中國人偏重於講一個象和其他象之間的互相關系，這種關系不是通過概念抽象確立的，而是生活本身的一種提取，是一種隱喻和生活智慧，它因人因地因時的詮釋而發生變化。
中國茶文化即是一種由物過渡到心靈的文化，強調品茶人的心性在茶、品茶過程中的價值與審美投射，儒家的人生境界，道家的自然境界，佛家的禪悟境界，融匯成中國茶道的基本格調與風貌。
比如儒家將飲茶與倫理相結合，其中以茶示廉，以茶示儉，以『省己』為前提，茶即是省己的中介，將人性之『潔』與茶性之『潔』對等，由品茶而自省，審己，以茶修德，以茶修身，以茶雅志，以茶樹禮仁。
道家講究清淡虛空，茶為天地之精華，故茶之物，含有虛靈之氣，飲茶卻忘茶，在寧靜自然之態中獲得自在之境。
茶和咖啡從味覺上來說，都有一種苦後回甘的感受，即入口苦澀，咽下去之後卻有甘甜的回味。
然而咖啡所承載的隱喻並不如其實體意義豐厚，咖啡本身的酸苦味道很少與人生意義等價值訴求相關聯，比如意大利人將咖啡作為一種藝術品來探索，研究咖啡的各種口味和造型的可能性，為咖啡加奶沫，加巧克力醬、加奶油、加酒……千姿百態的咖啡體現了人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喝咖啡本就是種享受，每個人有每個人嗜好的喝法，儀式感和其所承載的終極意義並不重要，它為人們所帶來的輕松愉悅與滿足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20世紀60年代，冷戰中的美國人啟動阿波羅登月計劃，這次計劃運行中曾發生過一次可怕的事故，當時地面指揮部人員安慰三位生死未卜的宇航員時說，『加油！香噴噴的熱咖啡正等著你們』咖啡在西方語境中代表了一種愜意、幸福的生活。
相較於咖啡而言，中國古人通過運用這種類比的、關聯性思維賦予飲茶的這種回甘體驗以豐富的內涵和意義。
正如茶的苦後回甘，中國古人相信甘是對苦的回報，苦盡才能甘來，隻有吃得苦中苦，才能享受成功的甘甜，將飲茶的直觀體驗類比人生奮鬥的真諦。
比如，《朱子語類》有記，『先生因吃茶罷，曰:‘物之甘者，吃過必酸;苦者吃過卻甘。
茶本苦物，吃過卻甘。
’問:‘此理如何？
’曰:‘也是一個道理。
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
…’』林語堂在其《生活的藝術》一書中曾提到，茶是國人最好的朋友，是苦中作樂的來源，那久經煎煮的茶壺，與飽受煎熬的人生，竟有相通之處，人隻有在歷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之後，才能體會人生的本質。
這種回甘的感受，是吃茶悟道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另外，不僅僅是飲茶的味覺感受，烹茶、沏茶、品茶的一系列過程都是悟道的過程。
每一個環節都不是孤立、靜止的，而是一個動態的、行雲流水般自然的過程。
比如蘇廙在其《十六湯品》中說『蓋一而不偏雜者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湯得一可建湯勛』這個『一』就是整體，是連貫的過程，是時空的統一。
茶事從煮到品，是一個連貫流暢的過程，人在整個茶事過程中以茶為媒介去溝通自然，內省身性，從而使自我的道德、審美境界得到逐步的提升。
中國茶道反映的是一種渾然一體，超越形式，不可言傳的情懷和美感。
因此，飲茶並不止於解渴或提神醒腦，通過這一事茶的過程來追求和體現某種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才是更高層次的目的，盡管茶儀形式各有不同，但最終都要體現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傳統的沖泡咖啡大都以主觀的經驗法則來描述咖啡的萃取、烘焙、栽培與處理，尤其是在意大利，沖泡咖啡是一門手藝，比如，意大利‘espresso’咖啡的制作體系是化學和物理學達到完美狀態的結果，它讓咖啡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的味道和濃度，咖啡的香味和濃度是衡量咖啡技藝的關鍵。
20世紀90年代以後，咖啡的制作與沖泡越來越『科學』，大量具備創新性和高科技元素的咖啡器具、咖啡機湧現出來，輔以更精確的科學研究數據，比如咖啡品種的蔗糖、有機酸、芳香成分的含量均有科學數據做比較;烘焙與萃取的化學變化，也以科學理論來解釋，就連抽象的咖啡濃度也以具體的數值呈現。
所以，咖啡的制作與品鑒過程的每一個步驟都體現了科學的嚴謹性，也體現了西方人對於物本身的進行科學的、理性的認識和把握的偏好，以及對物本質的探究和追問。
不論是咖啡師的專業品鑒還是消費者隨意的日常品飲，咖啡都很少單純地充當一種體味人生意義的介質，並且在烹制咖啡的時候，咖啡師大多隻強調配比調制的精確性，而並非把調制咖啡的過程作為一種與外物、與天地相關聯的意義生成過程。
(三)直覺體悟思維與邏輯思辨思維
西方哲學從古希臘開始就以求知、求真，探究世界萬物的本原為主要課題，其體認世界的路徑主要有兩條，一條是通過理性邏輯，另外一條是通過經驗實證。
思辨理性把思維與理性看做是衡量一切存在與否的尺度，認為理性演繹法是獲取科學知識的唯一可靠辦法，而實證經驗主義則強調感覺經驗是一切認識的來源。
這兩種路徑以思辨或實證的方式對這個世界進行探究，高舉著『科學』與『理性』的旗幟，對萬事萬物的發展規律進行把握，在認識的過程中通過區分物我，劃清主客，強調概念、邏輯、和證明等來試圖達到對世界本質的認識。
因此，西方在審美方式上也是註重思辨理性，註重自身的邏輯性、嚴密性，美的事物應當體現組成這一事物的各個因素之間的一種完美的比例和數量關系，美好的事物總是與和諧、整齊、規律、勻稱、適度、比例等概念聯系在一起，比如亞裡士多德就曾經指出，任何事物包括藝術作品要形成和諧的美的整體，必須在提及的大小與各部分的安排方面保持適中或恰當的比例與秩序。
這不僅體現在西方對沖泡咖啡的技藝要求和審美旨趣上，也體現在西方種種傳統藝術形式上，比如繪畫、雕刻、建築、音樂等等。
正如畢達哥拉斯要在一切審美對象中去努力發現神秘的『數』一樣，孔子則傾向於在一切山川景物中發現『德』，他並不註重理性自身的邏輯形式，而立足於生動的審美經驗和藝術實踐，將君子的德性賦予特定的自然對象，在物我交融的境界中培養人的道德情操。
與西方偏重理性的審美旨趣不同，中國古人的審美不側重於對美的本質的探求，而更體現在對『審美何為』的追問，這種價值、意義層面的追問，決定了中國人審美體驗的方式更偏重於內心的體驗，直覺的感悟。
直覺性思維強調向內尋找，『反求諸己』、『反求自識』、『反身而誠』，通過內省的方式去獲取某種意義。
借助直覺的體悟感悟，通過靜觀、體認，從而獲得對事物和世界的整體感覺和整體把握。
禪雲:『一悟即是佛也』，禪宗的悟道是一種『既非刻意追求，又非不追求;既非有意識，又非無意識;既非溟滅思慮，又非念念不忘;即所謂‘在不在中又常住’和‘無所謂住不住’中以獲得‘忽然省悟’』。
『道』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既是萬物之始，又存於天地萬物之間。
『道』可道，非常道，它難以用理性或感官或言辭將其完全把握，而隻能以獨特的方式去體悟。
這種體悟的前提需要主體保持一種『寧靜』的心態，不能心懷世俗物欲，而要進入寧靜清篤的狀態，隻有這樣，才能盡己之性，達到內心的平和，從而達到與天地萬物的『和』。
所謂『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
從『天人合一』的觀念出發，所有大千世界的自然對象都與人心有著相通之處，所以，人可以迅速突破對物的外在形式的掌握，而用心靈去體悟對象，從而達到對物、對自然、對人生瞬間感悟的境界。
茶道中的審美並非是一種理性認知，而是建立在個體的感性領悟之上，經由個人的體悟達到一種超越的境界。
唐代詩僧皎然在《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中說:『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
茶與萬事萬物是一個整體，飲茶亦能悟道。
中國佛教禪宗與茶的關系尤為密切，唐代趙州大師三稱『吃茶去』，使得『吃茶去』成為禪林的經典公案。
禪在茶中融進『清凈』的思想，飲茶需要平心靜氣地品味，講究井然有序地啜飲，以求環境與心境的寧靜和安謐，而參禪需要澄心靜慮地體味，講究專註精進，直指心性，以求清逸開釋。
茶人希望通過飲茶把自己與自然外物融為一體，在茶中『悟道』，茶道與禪道便聯系在了一起。
所以，茶以『悟道』。
總之，思維方式的差異是造成文化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中西不同的思維方式導致了茶與咖啡文化的不同。
茶文化背後所隱藏的思維方式是一種整體性、過程性、關聯性和直覺體悟式思維，中國茶道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人通過茶與天地萬物合而為一，事茶的過程中蘊含著儒家廉簡高雅的君子品格，道家淡泊歸樸的自由精神，以及禪宗禪茶一味的悟道方式，茶超越了其自然屬性，成為一種承載中國傳統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的一個重要介質。
西方的咖啡文化體現的則是一種二元性、線性和邏輯性思維，咖啡作為一種對象性的物質被進行科學的、理性的認識、探究和消費，較少作為一種價值承載的中介，咖啡文化更多的是咖啡館文化，其所隱含的是追求自由，平等、舒適和實效等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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