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的茶空間與茶器陳設。

福茶之心

茶覺先生，食茶交友。

明代丁雲鵬多幅茶畫中繪有多樣品茶空間與茶器陳設，筆者於2002年策劃推出『也可以清心——茶器•茶事•茶畫』特展時，由畫中茶器造型及烹茶方式判斷，認為臺北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所藏傳宋錢選《盧仝烹茶圖》《圖1》的創作年代應不早於明中期，故當時在特展《圖錄》中將其排列於明晚期。

主要原因有二：

一、依據《盧仝烹茶圖》上的鬲形三足朱泥茶壺、煮泉風爐、朱泥單柄壺及雙層朱泥茶壺等宜興煮飲器，均屬晚明造型。

眾所周知，宜興朱泥、紫砂茗壺的制作，其歷史不早於明代中期，一般以正德年間，侍僮貢春向金沙寺老僧學習壺藝開始為宜興壺器的初創期。

到了明晚期，時大彬等茗壺大師陸續出現後，才真正開啟了宜興壺藝，廣為人知。

二、《盧仝烹茶圖》繪畫圖示烹茶及茶器陳設與唐宋末茶點飲方式大相徑庭《圖2～5》，以器物學及飲茶史的發展觀點而言，無法將其歸入宋末元初。

筆者策劃臺北故宮『也可以清心——茶器•茶事•茶畫』特展時，雖認為《盧仝烹茶圖》繪畫風格或與丁雲鵬相近，然書畫非我專研，不敢妄下斷語。

近來傅申教授對此畫風格的精辟論證，已有定論，更確定作者應為丁雲鵬《1547～1628》，而《盧仝烹茶圖》及其他丁雲鵬所畫煮茶圖軸，更是引領明代茶空間與茶器陳設的時尚創造者，筆者亦深信繪畫上的器物表現與繪作時代當有密切關聯。

明代茶畫喜以盧仝作為主角描繪，盧仝《795～835》為唐代名詩人、隱士，博覽工詩，自號玉川子，不滿時局，不願仕進，隱居少室山，尤嗜茶，所作《七碗茶歌》自唐代以來即為愛茶者所樂道。

唐文學家韓愈《768～824》賞識盧仝文采節操，在其《寄盧仝》詩中提到窮苦潦倒的盧仝家中有二奴婢：『玉川先生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矣。

一奴長須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盧仝好友賈島《779～843》亦稱其『平生四十年，惟著白佈衣』，所載與後述四幅丁雲鵬所繪煮茶圖人物極相符合，而一奴一婢也成為茶畫裡服侍盧仝茶事的二仆，甚至擴及影響明代茶事。

明代陸樹聲《1502～1605》在《茶寮記》《約隆慶四年，1570年前後》中記載自家適園中的小茶寮，侍仆一主一佐：『客至，則茶煙隱隱起竹外，其禪客過從予者，每與餘對結跏趺坐，啜茗汁舉，無生話』又說：『園居敞小寮於嘯軒埤垣之西。

中設茶灶《茶爐》，凡瓢汲罌註，濯沸之具咸庀，擇一人稍通茗事者主之，一人佐炊汲。

客至，則茶煙隱隱起於竹外』此段記載與丁雲鵬畫面的主仆三人，園中烹茶場景亦不謀而合，主仆主茗事，佐仆爨火汲泉。

陸樹聲與丁雲鵬生活在同時代，畫家以當代茶事構圖，應該也是合理推想。

明代飲茶風尚

談及明代茶器陳設與空間佈置之前，首先約略介紹明代的飲茶方式。

飲茶習俗發展至明代，出現了飲茶史上的一大變革。

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正式廢除福建建安北苑團茶進貢，禁造團茶，改茶制為葉茶《散茶》，唯令采芽茶以進，從此改變了唐宋以來飲用末茶為主的習慣，也結束了團茶、餅茶獨領風騷的地位。

末茶沒落，連帶的以茶筅擊拂的點茶法亦漸行消失，從此國人不識末茶、點茶為何？

連明代的訓古學者，讀到宋代文學作品中出現『茶筅』名詞時，亦苦思不知其為何物。

明代茶器與飲茶方式發生變化，舊時飲用末茶的茶器，如茶碾、茶磨、茶羅、茶筅、茶勺、茶盞等等，都因葉茶改為沖泡方式，不須研磨擊拂，所以隨著末茶的廢置而消逝。

由於葉茶的制法與吃法煥然一新，飲茶文化也有了新發展，采摘後的茶葉以搓、揉、炒、焙制成，與今日一般茶葉作法相同，制茶不復宋代繁復，這種炒青制茶法，自明代以後成為中國制茶的主要方式，並傳播至世界。

明代葉茶不像宋代團茶、草茶《宋人稱葉茶、散茶為草茶》，皆須槌碎研碾成末，因其為散條形，所以明人改用茶壺容茶，湯壺《煮水壺》煮沸水沖泡，再註入茶杯飲用。

由於不需直接在碗內擊拂茶末，亦不再使用容量較大的茶盞、茶碗，而改用容量較小的茶鐘、茶杯《圖6、7》飲茶，為觀茶色特重白瓷。

另外，泡茶茶壺或煮水砂壺，特別是宜興紫砂或朱泥茶壺，在明代中期以後成為茶器新貴，也是文人、茶人間爭相收藏的對象。

明代以後的泡茶法，茶壺居主要地位，茶壺的大小、好壞亦關系到茶味，這是以茶筅於茶盞內攪拌茶末的唐宋茶器上不曾有過的現象。

明人重視江蘇宜興所產砂壺，文震亨的《長物志》中說：『茶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馮可賓在《岕茶箋》中亦說道：『茶壺，窯器為上，又以小為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酌，才得其趣。

……壺小則味不渙散，香不躲擱』故而宜興所產紫砂、朱泥茶壺，自明代以來興盛不衰，直至今日仍為廣大愛茶者所喜好，這些明人飲茶習尚亦多反映於明代繪畫上。

明代文人飲茶風氣，極富特色，除要求茶器外，亦對茶品、泉品、茶友、賞器、聞香、插花、擇果等有諸多要求，而幽人雅士則以擁有屬於自己的茶室為要，在書齋一側建構茶寮，成為必備條件之一。

文震亨、屠隆皆說到『茶寮』：『構一鬥室，相傍山齋《或書齋》，內設茶具，教一僮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由於對茶事的虔敬及形式均具體呈現於繪畫中，明代文人對茶的熱情懷抱，可見一斑。

明代繪畫中所見茶器陳設

明代花藝大家袁宏道把品茶列為上等生活藝術，他說『茗賞者上也，譚賞《清談》者次也，酒賞者下也』。

品茶、賞書、鑒畫是明畫中常見的文人休閑雅事。

與唐宋時代相比，明代文人、茶人對品茶環境、空間的選擇，以及審美氛圍的營造似更為執著，在他們自己的繪畫及茶書中均充分反映出來。

唐寅、文徵明、祝允明、王問等都是仕途不遇的文人，對文人四藝——琴、棋、書、畫無所不精，又都嗜茶、精於茶事，因此留下不少品茶代表作，不僅帶動晚明文人茶風鼎盛，而且還將茶畫、茶書的創作引領至另一高潮。

明代茶書一再強調品茗時對茶水、器具、環境、人數、心情、氛圍的規范，明馮可賓的《岕茶箋》、許次紓的《茶疏》中均提及品茶『十三宜』與『七禁忌』。

明人講究飲茶空間，反映在明人畫作中，多為一人獨啜，或二三知友評書鑒畫，一旁侍僮或汲泉，或準備茶事，畫面呈現文人優遊茶事的情趣，鮮有宋畫《文會圖》等多人茶會的雅集場景。

陳繼儒的《茶話》中談及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張源的《茶錄》中則說：『飲茶以客少為貴，客眾則喧，喧則雅趣乏矣。

獨啜曰幽，二客曰勝，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明代繪畫中描繪一人獨啜得『幽』得『神』的代表作有唐寅的《煎茶圖》軸、《品茶圖》軸《圖8》，陳洪綬的《隱居十六觀》圖冊中的《譜泉》《圖9》，或丁雲鵬的《盧仝烹茶圖》等；二三人飲茶得趣、得勝、得味的則有唐寅、文徵明、仇英、陸師道、王問、陳洪綬等多數《品茶圖》或《煮茶圖》畫作《圖10～12》。

其中以唐寅、文徵明、丁雲鵬的茶畫，尤重視品茶空間的營造與陳設，也是最具體地將明代茶席佈置及茶器描繪出來的畫家。

明代文人茶空間於繪畫上的表現頗多，本文列舉唐寅與丁雲鵬為例，並著重於丁雲鵬的四幅茶畫。

唐寅，字伯虎，江蘇吳縣人，與沈周、文徵明、仇英同被譽為明四大家。

詩書畫無所不工，山水、人物、花鳥亦無一不精，才華橫溢，一生好茶，作品中有不少茶詩、茶畫，《煎茶圖》、《品茶圖》、《琴士圖》即為其例。

唐寅的多幅茶畫中呈現當時文人的生活雅趣，舉凡琴棋書畫或插花、焚香、鑒賞書畫等均具體描繪，幽雅的品茶環境及文人瀟灑的怡然生活場景，雅趣盎然，令人羨慕。

丁雲鵬則是晚明畫家，善人物道釋繪畫，亦好品茗，所繪茶畫隨時間、空間有所變化，茶器陳設亦每每不同。

丁雲鵬在茶空間的設計及茶器的佈置上，可謂為明代茶畫中最具形象者。

筆者搜集丁雲鵬或與其畫風相近的茶畫，包含前述臺北故宮所藏《盧仝烹茶圖》在內共四幅，畫中人物三人無論長相、穿著幾乎相同，茶器陳設方式亦大同小異。

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二幅，一幅畫家自題為《玉川子煮茶圖》《《圖13》，一幅無款無題，現名《煮茶圖》《圖14》；另一幅則為無錫市博物館所藏丁雲鵬《煮茶圖》《圖15》。

四幅茶畫除《盧仝烹茶圖》不是主人自己烹茶外，其餘三幅均描繪主人獨坐風爐前扇火煮茶，所示烹茶方式亦大致相同，此與唐宋以來的末茶點茶法，在形式或風格上差異甚大。

宋元時代的吃茶方式，不論團茶或葉茶多將其研碾成末，撮末入盞，復由茶瓶《湯瓶》註湯入盞，再持茶筅入盞攪拌茶末，為防茶湯外溢，使用碗壁較高、較大型的茶盞《又稱茶碗》，一般註湯隻入盞之五六分《蔡襄《茶錄》》，今日日本抹茶亦註湯至茶碗三四分，其理相同。

宋人用瓶註湯，稱為點，故稱點茶。

點茶與泡茶不同，而宋代點茶法隻需湯瓶，不需瀹茶茶壺，故而泡茶茗壺不會出現在宋元畫面上，遑論明代中期之後才發展出來的宜興朱泥茶壺。

《盧仝烹茶圖》畫上白衣文士盧仝，座前朱泥鬲形泡茶茗壺，以及紅衣赤腳老嫗於銅茶爐上的以朱泥單柄壺燒水煮茶，表明其為明代中期以後的泡茶法。

畫上銅茶爐、鬲形朱泥茶壺、雙層朱泥茶壺均為典型晚明形制，鬲形三足朱泥茶壺，與無錫縣甘露鄉明崇禎二年華涵莪墓出土的時大彬制三足圓壺《圖16》形制雷同，又壺口、流把的樣式也與福建漳浦萬歷年間戶、工二部侍郎盧維禎墓出土的時大彬制鼎足蓋圓壺相似，而此類近似時大彬壺制的茶壺，盛行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明末清初時期，其年代應不早於嘉靖時期。

又《盧仝烹茶圖》畫上盧仝，席地坐於錦花墊佈上，墊佈上擺放的小型白瓷茶杯、朱漆茶托亦為明代繪畫上常見的成套飲器，從唐寅《煎茶圖》、《琴士圖》《圖17》、文徵明《品茶圖》、仇英《東林圖》《圖18》、李士達《坐聽松風圖》，以及丁雲鵬茶畫，一直都是明代畫家筆下描畫的通用茶器。

此與茶書記載明代『品茶用甌，白瓷為良』、『純白為佳』或『潔白如玉、可試茶色』亦相吻合。

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丁雲鵬《玉川子煮茶圖》，設色明艷，筆畫精細，主人也是白衣幞巾的盧仝，左持白羽團扇，正註視青銅風爐上的煮泉朱泥單柄壺。

一旁紅衣老嫗手捧蓋盒，另一侍者則手持提梁朱泥壺，此畫面與另兩幅茶畫亦相近似，唯圖15侍者蹲踞茶幾一側正欲提罐備泉，動作、器皿雖然不同，但皆為準備茶事。

此畫上的茶器陳設奇雅自然，風爐與單柄壺置於奇木座上，一旁還備有提籃式炭籠及炭夾《火夾》，主人背後石幾上擺設白瓷、宜興朱泥茶壺各一把，白瓷茶葉罐，以及白瓷雙耳香爐與朱漆香盒，由此可見，宋人生活四藝——焚香、點茶、掛畫、插花亦已深入明代文人生活中，而且可以不拘形式地因地、因時制宜，巧妙融入。

另一幅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人煮茶圖》也是三人組合，於墨竹芭蕉下烹茶。

白衣主人亦坐墊佈石上，手持團扇扇火煮泉，銅爐上所置為宜興茶銚，背後人工砌成的花石桌上陳設茶壺二把、茶葉罐數個，另有白瓷茶杯、朱漆茶托一組，以及雙耳香爐與朱漆香盒等。

基本泡茶與飲茶器具陳設齊備，而於庭院蕉石前烹茶，充分呈現明人講求茶飲空間的表現與美學，此與《茶疏》談到適宜品茶的時空與趣味，比如『心手閑適、聽歌拍曲、鼓琴看畫、明窗凈幾、茂林修竹、課花責鳥、小院焚香、清幽奇觀、名泉怪石』等亦相互呼應，這是明代文人品茶的理想境界。

另一幅現藏於無錫市博物館丁雲鵬《煮茶圖》亦屬茶畫珍品，不僅環境特別經營，園中植物有玉蘭花及各種草花，奇石，茶幾上下還飾有盆石、蘭蕙等盆景；畫上器物較前幾幅更為豐富，器物材質亦見用心安排，有竹編茶爐、宜興砂陶單柄壺、藤編籠子、宜興陶壺、白瓷茶葉罐、白瓷茶杯、朱漆茶托、青銅香爐、朱漆香盒、螺鈿方套盒、花石茶幾、青銅豆形器、泉罐、茶食蓋盒等等。

其中竹茶爐是明代文人最為推崇的茶器之一，竹茶爐的使用，自明初王紱與無錫惠山寺性海上人『惠山竹爐煮茶』典故流傳以後，有明一代廣為風行，並影響清代乾隆皇帝，終其一生喜以竹爐烹茶。

清宮檔案記載，乾隆皇帝至少為自己的茶舍定制20座以上的竹茶爐，並自稱『到處竹爐仿惠山』，『竹爐肖以卅年餘，處處山房率置諸』。

而明代諸多文人畫家、茶人所著茶畫或茶書，如顧元慶《茶譜》、高濂《遵生八箋——飲饌服食箋》、屠隆《茶箋》等皆有記載，並稱其為『苦節君』，煮茶竹爐也，用以煎茶。

丁雲鵬《煮茶圖》上的竹茶爐亦與顧元慶《茶譜》上的竹茶爐造型相近，上圓下方，皆為晚明江蘇無錫一帶制品。